百年商贾之大丈夫范旭东（一）

　　当企业家成为一个时代的名词，当人们探讨企业家和商人有啥不一样的区别时，其实是在讨论商业伦理与商业精神。因为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商人”（以下统称为‘企业家’），都是一个群体的名称，就像“科学家”或者“作家”这个名词一样。每个行业里都有超越普通者的思想家，他们推动时代的发展，甚至推动人类的文明。

　　不以赚钱为唯一目的的企业家或者商人，他们往往拥有政治家的格局，他们是经世致用的实践者，也是经世济民的布道者。《致良贾》对中国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探讨，以时代为划分。不同的时代，有不一样的机遇，它直接影响了企业家的发展历史，构筑出只属于那一个时代的故事；不同的时代，也有不一样的使命，它考验着企业家的格局和担当，也决定了他们的归路。

　　百年前的中国，不仅科技与工业均落后于西方国家，还有国家主权上的弱势，局势的不稳定。都说商场如战场，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同时面临着看不见的战争（商场）与看得见的战争（二战与内战），他们是真正地在废墟上建立了中国近代经济与工业的根基，其难度超乎我们和平时代人的想象。他们中有状元企业家张謇，有海归企业家穆藕初、范旭东等，有爱国企业家陈嘉庚等，也有家族企业的成功典范荣宗敬、荣德生与荣毅仁父子等。而他们也都是中国传统仕商的典范。

　　百年，不长不短。我们常说人生百年，这有很大的可能是一个人的寿命；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百年，却感觉比人的百年要长很多。当我们再提起那个时代如雷贯耳的一些名字，有的却是那么陌生。重温他们的故事，财富早如硝烟般消散，但历史不能抹去的，便是他们身上所反映出来的人类共同的精神。

　　“生命是根据过去，利用现在，创造未来，是连续和谐的变化。”这是石声汉《生命新观》一书的主题。1943年五月，石声汉在新塘沽第一次见到范旭东。交谈中，范旭东对石声汉说，中国应当有一本写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生物学的人生观”的中文书。石声汉深受感动，回去后便潜心创作出了《生命新观》，文章首先发表在黄海化学工业社的企业内部刊物《海王》上。《生命新观》从生物学角度讲述了生命与人生的意义，是科学与哲学交融的作品，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的“生物学人生观”的诞生。后来，石声汉在《悼范旭东先生》一文中写到：方期国士相知，当以国士见报。

　　我们追忆的第一个企业家，便是范旭东。当“卡脖子”成为国人皆知的一个名词时，我们得知，科技一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主旋律。我们曾以瓷器独领风骚千余年，我们也曾经弹出火药、指南针这样的前奏曲，但是我们却陷入了“李约瑟难题”，我想，范旭东是最早破解这个难题的中国企业家。

　　范旭东，创立了两家公司和一个科学研究社，就是被大家所熟知的“永久黄”：久大盐厂、永利碱厂和黄海研究社。盐和碱在我们现代人眼里，是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品和工业原料，而在当时，我们国人吃的都是大盐块的粗盐，因此甚至被外国人嘲笑是“食土民族”。而纯碱，被誉为“化工之母”。

　　可以说，范旭东是最早意识到科技，或者说科研对企业、对经济、对国家重要性的企业家。他们也是最早实行8小时工作制并建立一套福利制度的企业，他们给员工的薪资福利，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楷模，即使放到一百年后的今天来看，都是很多企业望尘莫及的。

　　而范旭东更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史学家誉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主席在与黄炎培一次谈话时讲到:“在中国近代史上，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殊不知，范旭东也是心仪的“新中国经济部长”。

　　范旭东在致孙学悟（1888—1952，字颖川。久大盐业公司化学室主任，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所长）的信中曾感慨道：“在我个人的本性，是不好狂奔的，因为这时代，逼得我不得不慌忙，太勉强、太劳神，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摆脱。”

　　范旭东本不叫范旭东，其原名为“源让”，字明俊。范旭东跟随其兄范源濂去日本求学后，才改为范锐，字旭东，取“锐意救国，以期旭日东升”之意。

　　范旭东考入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后，对化学产生了兴趣，在与该校校长酒井佐保一次聊天中，范旭东表达了要学好化学报效祖国的心愿，没想到对方却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

　　感觉深受侮辱的范旭东暗下决心，他还特意去拍了一张照片以不忘此耻：“我愿从今以后，寡言力行，摄像做立誓为证”，并在照片背面题字：“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为感而记此，男儿，男儿，其勿忘之。”后来，范旭东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应用化学科。

　　范旭东喜欢在照片上题字以勉励自己。若干年后的1938年，范旭东创办的久大、永利因为战事搬到了四川乐山，而联合办事处设在重庆。在重庆联合办事处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张塘沽碱厂的照片，范旭东亲自在上面写了“燕云在望，以志不忘”八个字。他常勉励同事们说：“我们肯定要打回去的。”

　　但范旭东再也没能回到塘沽，1945年10月4日，病逝于重庆，时年62周岁。

　　范旭东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因系主任近重真澄对他一向器重，于是推荐其留校担任助教。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重新点燃了范旭东以化学为出发点，循工业救国之路的热情，他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在日本舒适的生活，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回来后，范旭东被推荐到了一个对口单位——天津造币厂，担任总稽核，“掌造币厂化学分析事”。主要工作内容呢，就是化验当时铸造的银元合不合格，合格标准是每枚银元重量为七钱二分，纯银含量为96%。而令范旭东惊讶的是，他发现各地造币厂铸造的银元竟然统统都不合格！原来造币厂通过降低银的含量而从中牟利：瘦了大家的银元，肥了自己的腰包。对此，范旭东提出了整改方案，只有他觉得出乎意料的遭到了各方反对。范旭东对此感慨道：“多见多闻，胜读死书万卷。本来‘币’‘弊’有何不同，无须太认真。仅为多事，我又多受了一番教训......”

　　范旭东决意离开腐朽的官场，计划再次出国求学。恰好在这时，担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为范旭东推荐了一个跟随财政部到欧洲考察盐专卖法和盐场制盐设备的机会。近一年的欧洲考察，范旭东发现了三个现象：一是欧洲国家已开始大规模机器化生产精盐，并规定盐中氯化钠成分不能低于85%（当时国内不足50%）；二是允许食盐自由买卖；三是盐除了食用外还作为化工原料来制碱。学化学出身的范旭东提出参观制碱公司，除英国的卜内门外，其他都予以拒绝。但是当他喜出望外的来到卜内门参观时，却只是让看了看锅炉房。若干年后，当卜内门来到已经成功的永利参观时，范旭东也以此回报了对方。

　　跟着政府部门考察，范旭东也非常尽责的写了一份详尽的考察报告，但是范旭东此时并无意创办实业，而是想去德国留学。而在这时，他收到了一封财政部的急电，让他回国负责建一个新式盐厂。范旭东遂改变了去德国求学的计划，相信这是实现自身工业救国宏愿的机会。他的人生也就此而改变。

　　但当他抵达上海后，得到的却是晴天霹雳一样的消息。因为二次革命爆发，形势大变，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自己也已经辞职。但范旭东并没有完全放弃，他还是去了财政部，在看出没有一点希望之后，范旭东决定自己创办精盐厂。他与时任财政总长张弧的交谈中表示：“大时代不容苟安，我等有负起担子的必要，力所能及，不可放松。要争气就靠这样一个时间段，办工业振兴我们的民族。”

　　一种虽是生活不可或缺，但毕竟是普通不过的盐，怎么就能与振兴民族联系起来了呢？如前文所提到的，这时的欧洲，包括近邻日本等很多国家，都因为化学工业的进步而吃上了精致的白色的盐，而当时的中国，吃的还是粗盐，颜色也是浑浊的黄土色，因此被外国讥笑为“食土民族”。这并非范旭东一人的感受，后来加入久大并且成为永久黄关键人物的李烛尘，在日本毕业归国前夕，他的一位化学老师请他吃饭，李烛尘刚吃了一口菜，就感觉不对劲了：菜咸到难以下咽！李烛尘不解，问老师菜怎么做的这么咸，老师回答他：“今天这菜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你多吃点儿，等你回国后，就吃不到盐了。”

　　其次，除了被讥为“食土民族”外，盐也是制碱的主要的组成原材料，这也是为什么范旭东在欧洲考察时要去参观制碱公司。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范旭东决定将公司建在天津塘沽。位于渤海之滨的塘沽，不仅有丰富的盐源，方便的海陆交通，还有唐山的煤炭做后盾，范旭东誓要在这里创建中国化学工业的“耶路撒冷”。范旭东不仅有雄心壮志，还有当时一批名人的支持。首先是《盐政杂志》的主笔景韬白，还有梁启超、黎元洪等，梁启超对范旭东的事业起过不少关键性作用，范旭东后来被绑架，是黎元洪出面才得以解决。有这样的政治资源，做起事来是不是就顺利很多呢？实则不然。范旭东后来感慨道：“中国事难做。”

　　范旭东采用的是招股的方式，筹集目标为5万元。从1914年11月底召开建厂第一次筹备会，到1915年4月18日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一共只收到了4.11万股金。书生出身的范旭东为了去收那些认股的股东的款，受了不少的冷眼和闷气。

　　范旭东将公司起名为“久大”，盐的品牌名为：海王星。一是因为海王星在天空中循环运行生生不息，寓意久大自强不息；二是因为自古以来，将做盐生意的人称为“海王”，《管子·海王》中有云：“海王，言以负海之利，而王其业。”但是却流传出：“久大久大，难久难大；子时建厂，丑时就垮”和“海王海王，不吉不祥；海王海王，迟早要亡”的流言。可见当时的传统盐商们，是如何发难于创新生产出精制盐的久大的。

　　盐的生产并不难，难的是销售。中国自春秋以来就实行盐铁专营。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推行“官山海”政策，对盐和铁进行专卖；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也实行盐铁专卖。此后，盐铁专卖制度被后世王朝所继承和发展，虽然有中断，但总体上延续了两千多年。范旭东创办久大的时候，虽已是北洋政府了，但当时执行的也是引岸制，一种区域专卖制度，因此，久大的海王星只允许在天津售卖。

　　景韬白与范旭东一直在思索怎么样才可以打破这种政策的限制，因为他们生产精盐的初心就是要改变中国是“吃土民族”的屈辱，就是要让全体中国人都吃上精致的白盐。他们想到了时任大总统袁世凯眼前的一个红人：杨度。于是托杨度给袁世凯带去了几包海王星，袁世凯一吃，赞不绝口，一道令下便将湘鄂皖赣等四个长江流域通商口岸售盐权给了久大。

　　市场的大门是打开了，但是经销商的小门却依然紧闭着。当时的商贩们卖的都是旧盐商的粗盐，旧盐商们对外宣传“精盐有毒”，商贩们不敢也不愿意尝试久大的精制盐，不敢挑战传统盐商的势力。久大没有很好的方法，只好先自己开设店铺，有些卖粗盐的经销商看到海王星受欢迎后，才开始代理起来，但这也直接动了传统盐商们的奶酪。总有人喜欢拖住世界前进的尾巴死死不放，是的，能抓住的只是条尾巴了，还不愿意跟着往前走，而是要拼命给拉回来。旧盐商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来对付久大，除了联合当地的政府、军阀来各种找久大的麻烦，甚至以不交“盐税”来要挟军阀、政府。大多数的军阀政府都是配合旧盐商的。其中，湖南军阀张敬尧态度却是180度的大转折。一开始，张敬尧相信旧盐商们说的“久大精盐有毒”，于是下令查处久大的精盐，表示，自己作为湖南最高长官，要为湖南的老百姓负责，不能让有害的久大精盐毒害湖南人民。他是动真格的，不仅要求命令要严格执行到位，自己也亲自查看所收缴的“久大毒盐”。但是当他看到那白花花的精盐后，他开始怀疑：这是有毒的盐吗？在了解真相后，感觉被愚弄的张敬尧不仅放开了久大在湖南的售卖权，还处置了一些旧盐商。

　　旧盐商们除了联合军阀政府，他们还找各种漏洞，甚至盯上了久大的麻袋。为了方便运输，久大精盐使用麻袋包装。旧盐商便借机攻击久大这么做是为了夹带私盐，因此盐务署规定久大只能用纸包装或者瓶装。可轮船公司又不同意久大用纸包或者瓶装运输。久大公司左右为难，没想到还出现了久大精盐被借用麻袋装盐而被扣留。久大公司多方交涉，乃至将其上诉到平政院，最后经过梁启超、黎元洪等人出面协调，直到1922年11月盐务署才允许久大在运送过程中用麻袋装盐。

　　除了配合旧盐商，军阀们也会主动出击，以军饷、提高税率等各种名义巧取豪夺。因为他们也都知道，盐商可是个好财源。以至于范旭东感慨道：完全不是做买卖，简直是打仗！后来的永利，因为同样需要与盐运使打交道，也遭遇了和久大一样被军阀敲诈勒索的命运。陈调甫后来回忆道：“这个‘肥缺’常常更换，每逢新官上任，都需要去周旋一番，逢年过节，也有馈送。如有特别十五，更非‘暮业苞苴’不可。这些都是旭东常常同我谈起的。说到‘有钱可使鬼推磨’，我们两人都很愤慨，决心努力工作，战胜妖魔。听说只有一位桂系某盐运使没有伸手讨过钱，他在病中，对馈赠礼物亦婉辞谢绝，真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的了。”虽然目前还没看到有关的资料中留下这位桂系盐运使的名字，但也正是由于很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的人格，才真正构筑起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更有甚者，直接绑架了范旭东。不同于其他军阀的加税、借钱、敲诈勒索，直系督军李景林的做法非常粗暴，1925年8月，李景林直接把范旭东给“绑架”了，以“隐匿祸首股份”的罪名要求范旭东缴纳20万军饷。范旭东当场予以严词拒绝，李景林便把他扣在了“兵灾善后清理处”，放下狠话，必须交钱才能放人。他的理由也很“理直气壮”：乱世之下，你们这些做生意的不应该交点保护费吗？

　　后来的荣德生被绑架案是最轰动的，除此之外，在那个动荡的乱世，商人被绑架勒索的事情时有发生。上海商会会长傅宗耀，酒业大亨赵继镛等都被绑架过。先施百货总经理（推测应是马应彪）的三岁小儿子被绑架，绑匪的要求竟然是“向事业捐助50万元”，给人以无限遐想。

　　范旭东被绑架的消息传到久大后，大家都非常震惊，李烛尘急匆匆赶到天津去进行营救。见面后，范旭东对李烛尘说：一元都不能给，就算死，也不向这些军阀妥协。作为一个并不是为自己牟利而是一心为国的实业家，被人这样任意宰割，内心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另外一方面，无论是久大还是范旭东本人，其实都真的没这么多闲钱。这时，永利因为还没有制出碱，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总是把久大当成取款机，久大董事长景韬白甚至为此而辞职。范旭东本人也没这么多存款。李烛尘对李景林说，公司没这么多钱，但李景林根本不信，李景林提出自己做人质来换范旭东，李景林不答应。李烛尘回去后，和范源濂等人又找到杨度、黎元洪（已下台）从中调解。即使有这么多政治人物出面求情，李景林一开始也是非常坚决，直到后来他也发现，久大和范旭东是真的没这么多钱，于是不得不做了退让：8万元放人。但是，在久大财务去交钱的时候，又趁机劫了5万。

　　范旭东并不知道他是在交了“赎金”的情况下才被放的，范源濂、李烛尘等人都没敢告诉范旭东实情。范旭东被放出来见到家人、同事的那一刻，忍不住哭了。都说男人有泪不轻弹，范旭东虽然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企业家，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称得上“大丈夫”，一直坚强的疲于奔命，但这次的“绑架”，是真的伤透了一个“中国人”的心，范源濂说：“我弟弟是很坚强的，正常的情况下，他是不会落泪的，他太伤心了，在中国办工业多么艰难！”

　　除了被国内传统的盐商们攻击，外国的精盐公司也从中搅局，借着“调停精粗盐之冲突”的名义争抢市场地盘。盐务署稽核所英籍会办韦礼查封过久大的生产基地，盐务署也被蛊惑，做出过久大精盐只能在通商口岸销售、只能“年产万吨”的决定。久大不甘示弱，主要利用舆论宣传的力量进行反击。久大董事长景韬白在自己主笔的《盐政杂志》上揭露盐务署稽核所由英国人担任会办是丧权辱国，呼吁直接撤销盐务署稽核所这个“年糜三百七十万，供养丧失国权之机关。”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全国掀起反帝爱国热潮，景韬白趁势发文《请看英人摧残国货毒辣手段》，引起民愤，盐务署稽核所在社会压力下从此不敢再打压久大公司。在这里顺便简要介绍下景韬白为啥说“盐务署稽核所”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机关。袁世凯政府与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签定了以中国盐税作为抵押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以盐税收入作抵押。此合同中还有一条是要在盐务署内设立稽核总所，名义上是中国和外国各一名主管且职责均等，但其实就是洋主管掌权，后面范旭东在办永利制碱公司时，也没有少受这个部门的刁难。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首先相继卷入战争的是德俄英法，但是大洋彼岸的日本却认为，这是“天佑日本”，是“日本必须把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他们终于能借机合法侵略了。于是日本8月7日就宣布参战，但是它的战场不是在一战的所在地欧洲，而是在中国的青岛。当时的青岛是被德国占据，德国在一战开始后，本有意要把青岛归还给当时的中国政府——北洋政府。但是这个谈判很快被日本知道了，日本以此事不经过英日，必有难以处理的后果为由恫吓袁世凯，袁世凯还真的怕了，于是就没有能合法的收回青岛。宣布中立又无力阻止日本对德宣战，袁世凯划出潍县以东区域为日德交战区，其他为中立区。日本于当年11月7日攻下青岛，11月16日正式接管青岛，全面取代了德国在青岛的统治地位。随即，日本于1915年1月18日就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袁世凯也知道这是丧权辱国的，虽然也争取过、拖了几年才签，但并不能改变这个耻辱的性质。北洋政府于1917年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1918年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正式向和会提出解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归还旅顺、威海等租借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废弃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撤走外国军队；撤销外国在华邮电机构；恢复中国关税自主等七项要求，但是英法等国操纵巴黎和会，要把中国合法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引起民愤，并引发了“五四革命”，而中国代表最终也没有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也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拒签不平等条约。

　　山东问题成为了悬案，也拉开了日中两国和两国民间的较量。国人开始日货。1919年日本运入中国的火柴为13778508罗(每罗144盒)，1920年则骤减为6036648罗。在烟台，1919年到1920年，日船进港数从256只降为140只；日本粗细布进货从24545匹下降为40匹，日本棉纱进货从2571担下降为2担。民众坚持了长达四年的，直到1922年日本交还青岛后才停止。而这其中，范旭东在拿回青岛盐田方面也是维护了国家尊严。

　　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关于备价赎回青岛盐田、工厂及供给日本盐斤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在1922年12月将胶州湾德国租借地及青岛盐田交还中国，但中国政府需要给日本经济补偿，而且要从1923年起的15年里，每年向日本出口100至350万担食盐和粗盐。1922年12月10日，北洋政府接收青岛。但是日本并没有按照合约履行，而是百般拖延和刁难。他们最开始报出的是1亿银元的赎价，但中方调查估价仅为205万元。几经交涉后日方改为1700万元，最后又改为700万元。但是北洋政国库空虚，拿不出这笔赎款，于是决定让盐商来收回。范旭东得知此事后，赴青岛参加中日双方的谈判，审时度势，据理力争，最终把日方要求的盐田补偿费由700万银元降低到300万，同时把向日本输出的青盐数额由100万担增加到300万担。

　　但是北洋政府并不是直接把这个盐田的收回权交给了范旭东，而是进行了公开对外招标。日方指使山东一徐姓盐商作为汉奸代理人参与竞标，中标后又拒交保证金。范旭东调查得知此人底细后，一边向北洋政府据理力争，一边通过媒体揭发此事黑幕，迫使政府宣布竞标无效，并对徐姓盐商进行了惩罚。范旭东的久大联合青岛盐商张成勋、济南东纲公所成立青岛永裕盐业公司参与竞标，最终以300万元中标。但因为款项巨大，于是约定每年付20万元，15年缴足，未结清之前，盐田仍属官产。

　　但日方并未就此罢休。首先是中日实业公司通过盐务署取得了原本属于永裕公司的向日本工业用盐输出权，范旭东根据协议据理力争才得以挽回。而在青岛，为了逼迫永裕股东们退伙，放火烧了他们的住宅；闯入永裕股东大会的现场，抢夺打人。而这只是开始，后面日方更是通过定价等打压永裕。范旭东始终不放弃，不仅为商业利益而战，更是为国家尊严而战。范旭东感慨道：“国际间由于盐的争夺，最明显莫过于青岛盐业，这一次久大不仅躬逢其盛，而且为中国争了一口气......在国际间打了这一仗，保护了国家主权，未辱使命，是可以让我们骄傲的。”

　　范旭东最初的理想，是让中国人都吃上精盐，洗刷国人“吃土民族”的屈辱，这样的理想情怀能够支撑他去面对那么多的非难吗？他是否预料到因为两千多年来的盐铁政策，自己将要挑战的是在观念上多么的根深蒂固、利益上多么庞大的势力集团，而这个势力集团，不仅是旧盐商，还有很多把“盐业”作为财源的势力团体，尤其在那个动荡的战乱年代。没有权力的垄断就不会有利益的垄断，范旭东虽然有梁启超、黎元洪等这些政治名流的支持，但久大依然面对的是一个与旧势力长期斗争的局面。范旭东没有预料到：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范旭东在回顾久大二十周年时写道：“过去二十年，尝尽人间甜酸苦辣，其中属于我们分内的，将近屈指可数，其他都是不应该有的，诚不堪为外人道！”久大三十周年的时候范旭东又感慨道：谁肯相信这些（主要是指和军阀之间发生的故事）会是办实业的经历？

　　在范旭东创办久大做精制盐之前，也有一些小作坊做出了精制盐，但是他们没做大，或许是因为实力受限，或许是由于心力不足。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尤其是开辟新局面者，最终考验的都是创业者的心性。范旭东身上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这种认定了大势所趋、为了理想粉身碎骨浑不怕的心性：人世惟有趋向大自然进展的事业，才真可久可大！

　　当地时间3月9日晚，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新领袖选举公布投票结果。马克·卡尼赢得党内选举，成为自由党新党首。他将接替特鲁多成为加拿大新总理，在向加拿大总督玛丽·西蒙宣誓后上任。马克·卡尼是谁？马克·卡尼是谁？他有什么竞选主张？能否带领加拿大渡过目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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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央视新闻10日消息，当地时间3月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与美国签署稀土矿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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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3月5日，由湖南省常德市澧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原澧县某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谭某某贪污、受贿、单位受贿案，在澧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后续2名医务人员足足数了3个小时，居然有1791颗!同时为避免术后出血，老黄住院的29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一步都不敢下来，出院后由于切口的反复感染，不得不在诊所又挂了一个月的消炎药，漫长的康复过程让老黄对手术充满恐惧。

　　据韩国纽西斯通讯社10日一手消息，韩国歌手辉星当天被发现在家中身亡，终年43岁。辉星 资料图片据报道，辉星所属经纪公司10日发表声明称：“今天，公司旗下艺人辉星离开了我们。”声明表示，辉星在首尔家中被发现时已无心跳，随后被判定死亡。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具体死亡原因。